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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早期陶器 探讨技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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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2 02:00: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于:《华夏文明》2017年第4期  发表于:2017-5-3

聚焦早期陶器  探讨技术文明

          ——“陶器研究:技术、经济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 瑷霖文化

2016年11月26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陶器研究:技术、经济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紫玉饭店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报社等考古文博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10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24人在会上做专题报告。

本次会议聚焦新石器化进程中的早期陶器;围绕早期陶器的发现与研究,研究方法与认识两个主题,与会者交流了学术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会议纪要总结如下:

第一部分:陶器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议题。由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曹兵武和北京大学教授吴小红分别主持讨论。

本次会议的发起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王涛副教授,做了题为《早期陶器:新一轮的发现研究与思考》的报告。首先,他对近十年来国内外有关早期陶器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进展情况做了系统的梳理及回顾;重点介绍了近两年来,吉林大安后套木嘎和河南许昌灵井等遗址早期陶器的最新发现;并以北京东胡林遗址(以下简称东胡林遗址)的陶器为例,介绍了操作链式综合研究在陶器研究中的应用。基于目前发现与研究进展的情况,他指出,随着新资料层出不穷,对陶器起源等问题的认识也愈发复杂;要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有赖于更多的新发现,也需要采用以操作链式为核心的系统分析方法开展工作,将早期陶器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开展综合研究。其次,结合现有的发现与研究,他谈了几点认识:一是尽管现有的材料越来越多,但陶器的起源说各自独立,多地区起源的观点依然有效;二是尽管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以下简称仙人洞遗址)中的陶器经过测年,已经早到距今2万年,不过从形态上看,应该还有更早的陶器存在;三是陶器的研究要同周围的其他文化遗存和环境、背景结合起来分析,只有将早期陶器放到更为宏观的背景中去观察,才能对陶器的起源机制等问题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王幼平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河南省新密市李家沟遗址(以下简称李家沟遗址)的工作进展情况:李家沟遗址发现了马兰黄土——全新世的黑垆土层——裴李岗文化层的三叠层,通过利用地层关系,可以把旧石器和新石器连接起来。他指出,今后在中原地区寻找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及进行旧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时,黑垆土层值得关注。其中黑垆土层出土的压印纹夹砂陶器与板状无支脚的石磨盘等文化遗存,或可命名为“李家沟文化”,它填补了中原及邻近地区从旧石器晚期文化到裴李岗文化(阶段)之间的空白。细石器层中新发现了局部磨制的石器与陶片,其中陶片的发现,标志着陶器已开始应用于本阶段旧、新石器的过渡。在该时段的地层中,也发现了很多人工搬来的石块,这是过渡阶段新出现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现象,与人类定居活动有关,指出了处于旧石器末期的细石器阶段中的人们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定居行为。这是联结中原及邻近地区旧、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纽带,为研究该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起源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与证据。可以说明,中原地区的史前居民,已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宋国定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坑南遗址的新发现。该遗址所发现的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和石器原料,反映出这里很可能是古人加工石器的地方和追逐猎物途中的临时营地。该遗址第②层和第③层堆积中发现的陶器碎片共20余片,其基本特征:均为夹砂陶;陶色以褐色为主,个别陶胎为红褐色;质地疏松,厚度为0.5~0.8厘米;羼和料多为石英砂粒(为人为添加的自然砂粒),个别含少量云母或蚌壳末;器表多为素面,个别器表可能有较细的装饰花纹。该遗址发现的这批陶器是汉水流域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陶器;伴随着出土的形制多样的石磨盘、红烧土颗粒、碳屑以及燧石制品等独特的文化因素,对探讨当地的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过渡等相关的学术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东大学的靳桂云教授在报告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山东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落与生业状况。她以生计方式为主要视角对新资料进行研究,认为陶器起源同生计有关;将沂源扁扁洞先民列为穴居的狩猎者;而最新发现的山东济南张马屯遗址先民(距今9000年)则属于“旷野的广谱植物利用者”。与上述生业模式对应的陶器遗存也各有特色。她总结说,生业的发展过程是距今1.1万年为穴居,到了距今9000年为广谱采集,距今8000年有一定的食物生产。

北京大学的吴小红教授,在报告中回顾了中国早期陶器年代学研究的历程,从多个方面介绍了陶器测年技术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发展。此前,传统观点认为陶器的出现是同全球新石器化相关联的,而新石器化年代在距今1万年左右,是全新世大暖期引发农业出现,人类开始定居,制作陶器、磨制石器,所以过去认为陶器不会出现在1万年以前。但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发现了陶片遗存,当时利用蚌壳测年,年代为1.2万年,因为同时发现有老碳效应(会有3000年到数百年的时间差),于是测年结果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吴小红教授将目光聚焦在确定测年样品与陶片年代问题上,利用多种分析手段,从实验样品源头开始研究,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以下简称玉蟾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的早期陶器系列测年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获得了国际学术界赞誉。他还以自己参加玉蟾岩遗址国际团队合作研究的经历为案例,强调科学家在考古现场直接参加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朱乃诚研究员做了题为《关于陶器起源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中国最早的陶器产生于距今1.5万年含有贝类遗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超出了新石器时代年限,所以不能简单、笼统地把陶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中国早期陶器的基本特征为厚胎、夹石英颗粒、火候低、质地疏松等;除素面外,其纹饰有绳纹等纹饰;器型单一,形制原始。而起源阶段的陶器器型与当时的生活环境等有关。他认为:中国陶器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南方、北方陶器分别独立起源;各地区陶器起源时间上可能存在早、晚区别;中国北方地区所发现的早期陶片不应是最原始的陶器起源阶段的产物;陶器起源与原始农业无关,与采集、狩猎经济有关。他还以佤族民族考古学的证据和广西桂林大岩等遗址的陶制品为例推断:早期陶器可能为捏塑制成,露天的火塘也许和烧陶相关;最早的陶器产生于距今1.5万年的含有贝类遗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是捏塑制成的陶器。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高峰研究员,做了题为《陶器的起源与全球新石器化》的报告。首先,他介绍了所主持发掘的云南西双版纳娜米囡遗址的早期陶器遗存,其出土陶片年代测定为距今1.7万年以上。当代考古学已证明,最早的陶器出现在东亚,而且以仙人洞遗址的陶器年代为最早,距今2万年左右。同时,磨制石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另一标志也是最早出现在环太平洋区域。西亚与我国甘肃、陕西地区的彩陶文化几乎同期,展示出西亚文明与东亚文明的互动;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的打磨精美的白陶,含钙高而且几乎都是祭祀用具,它与咸头岭文化成分相同而与同期罗家角马家浜文化成分迥异,反映出文化的源流和迁徙。其次,值得注意的是7000年前,白陶在湖南洪江高庙、河南渑池仰韶文化遗址出现,体现出超级宗教理念的逐渐形成。尚白,这一宗教理念引发我们对世界文明起源的深思;山东龙山的蛋壳陶达到了极致,尚黑理念从此开始。他从全球新石器化的广阔视角出发,认为晚更新世晚期至末期,全球采集、狩猎人群的广谱食性化、定居和用火等因素是陶器起源的关键。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陈伟驹博士做了题为《有关华南早期陶器起源的一点思考》的报告。他分析了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测年数据及方法。早期陶器测年常用碳屑测年,但华南地区碳屑保存不好,故早期华南地区洞穴贝丘遗址使用螺壳骨骼测年。但螺壳和动物骨骼测年数据相差几千年,一般认为螺壳数据偏老1000年至2000年。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中,螺壳的测年数据要早6000年至8000年,但与矫正年代相似。他认为,在缺乏加速器测定骨骼数据、碳屑数据时,螺壳矫正测年数据较为可信。在实际应用中,此前对有陶遗址采用螺壳测年数据,无陶遗址采用骨骼测年数据,这就造成了有陶比无陶年代早的错觉。他认为陶器起源地为北方,而且陶器出现与贝类炊煮无关,也许和谷物利用有关,如与野生水稻有关,不应过早地把陶器起源放到农业起源之下。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陈宥成老师在报告中指出,在距今2万~1万年,陶器在东亚相当大的范围内快速出现,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通过分析中国南方若干遗址出土早期陶器遗存的情况,他认为: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厚度有不稳定性、纹饰则具有多变性、为圜底器、有原始性,且陶器类型不丰富,使用不频繁;北方地区的早期陶片的出现时间集中在距今1万年左右,出现时间晚于南方,并且其器型多为平底器,与南方的圜底器有明显的区别。经分析梳理,他发现,早期陶器的南、北文化格局的分界与中国旧石器晚期细石器组合的南、北分界吻合。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中国南、北方人群有不同的社会交流网络;目前中国南、北方早期陶器的文化面貌差异、附加时间的维度之后,体现出更多的应当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方交流的“阻断”。而考古材料支持陶器中国南方起源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陶器单一起源理论的假说。

第二部分:陶器研究方法与认识议题。由山东大学教授靳桂云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郭京宁分别主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方法可以应用到陶器研究之中,对探讨制陶工艺、推断陶器功能研究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杨晓燕研究员团队的马志坤博士后做了题为《植物遗存解释的早期陶器功能》的报告。他介绍了该团队近年来的系列工作,如在对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东胡林和北京怀柔转年等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研究时,通过淀粉粒和植硅体等分析方法来研究陶器上附着的植物遗存,进而探讨早期陶器的功能,认为中国北方地区的陶器可能与植物培育等农业活动相关。其研究成果已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和《科学通报》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崔天兴副教授做了题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石煮法——兼谈早期陶器的功能》的报告。他致力于石煮法食物加工手段的研究,对东胡林遗址发现的早期陶器遗存和火烧石块(龟裂石块)进行了观察分析;运用淀粉粒、扫描电镜和脂肪酸等方法进行了实验分析;对现代石煮法进行了模拟实验,在此基础上,指出东胡林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炊煮方式可能为石煮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崔剑锋副教授在报告中对内蒙古赤峰地区兴隆沟遗址出土的不同时期的陶器进行了化学分析、显微观察分析和比较研究。他指出,陶器的发明使得人类可以使用更多方式加工食物;原本无法食用的野生植物亦可做熟后食用——陶器的发明至少间接地促进了农业的起源;陶器发明后增加了人类可食用的动、植物种类,因此陶器的出现间接地促进了动、植物的饲养和栽培。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做了题为陶器烧成温度测定问题——以东胡林遗址出土早期陶器为例》的报告。通过多年的工作,朱剑副教授等人发现并解决了学界原有的早期陶器烧成温度测定的问题;通过重复烧法,测定出东胡林遗址陶片烧成温度为40℃~550℃。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金和天博士做了题为《北京上宅遗址出土早期陶器的分析》的报告。她与合作者运用成分分析、温度测定等科技手段对北京上宅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陶器黏土的选择上,第⑧层、第⑦层早期地层和中晚期第⑥层、第⑤层、第④层有所不同。分析认为,早期地层陶器黏土的淘洗程度不如晚期地层,可见制陶技术的早、晚期有所不同、有所进步;制陶黏土选用高铁易熔黏土,含有很高的腐殖质,掺和料以云母和石英为主,烧成温度不高。与北京上宅遗址同期且地域接近的几个遗址,如天津蓟县青池遗址、北京密云燕乐寨遗址,其陶土选择与北京上宅遗址非常近似,而较早的北京怀柔转年遗址则与之差别明显;应该也是时代的早、晚期不同而造成的影响。

山西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王小娟副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对陶寺遗址制陶原料的研究成果。王小娟副教授以山西陶寺遗址早、中、晚三期陶器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了陶寺文化的典型器类,如折肩壶、扁壶、盆、豆、罐、釜灶、肥足鬲、敛口斝等,以及明显受外来文化影响出现的特殊器类,如鬶、方格纹鼓腹罐等,利用ED-XRF检测、LA-ICP-OES检测、岩相分析等技术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制陶原料在早期和中晚期有差别,而与器类之间没有对应关系,此现象与在中期才出现新的器类如陶鬲、新的成型技术——轮制技术等现象相吻合。他认为对于陶器制作技术特征的分析,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高江涛副研究员,在报告中结合考古类型学,探讨了“陶寺与石峁相类陶器的问题”。虽然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在器物群上有许多不同,但部分器类,如单把鬲、敛口斝、双鋬鬲、折肩罐、圈足罐等明显相似。通过陶器类型的研究分析,他认为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而这种交流很有可能是以山西杏花村遗址四期、山西游邀中晚期一类遗存(杏花村文化)为媒介进行的。陶寺侧装双鋬鬲及单把鬲源于杏花村四期一类遗存,石峁单把鬲及矮直领鬲也源于此,但陶寺文化罕见矮直领鬲,而杏花村文化中的正装双鋬鬲很可能自石峁文化传来。陕北—吕梁山地—太原盆地及忻州盆地—临汾盆地成为二者交流的路线、通道。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郭梦老师在其报告中探讨了殷墟陶器制作技术的特点。她在研读李济先生《殷墟陶器研究》一书的基础上,通过对河南省巩义市北侯村的泥条拉坯技术、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遮乡曼燕村曼朗寨傣族的制陶技术进行民族考古学的资料研究,探讨殷墟陶器的制作技术,认为泥条筑成、快轮拉坯都是殷墟陶器的主要成型方法。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罗伊博士在报告中介绍了对云南滇池地区石寨山类型相关问题进行的研究工作,对云南地区石寨山类型与石寨山文化进行了比较分析,对空间类型、遗存内涵、古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根据现有的材料,她认为石寨山类型与青铜时代的石寨山文化是高度重合的青铜时代遗存;认为暂不将石寨山类型作为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初步推测石寨山文化是由周边遗存向心发展而成。她还根据科技分析结果,得出渔猎活动在石寨山文化人群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认为当时农业与渔猎活动并重。

年轻学子是陶器研究的生力军,研讨会上发言踊跃,科研成果丰硕。例如,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陈娟同学,对荥阳官庄遗址制陶作坊出土的制陶相关遗存进行了科学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范潇漫同学对河南郑州唐户遗址裴李岗时期的陶器从操作链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当时制陶技术原始,对原料选取要求不高,所用羼和料或取自河床淤泥,并且当时人们开始使用渗碳技术,用黑彩染料装饰陶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袁若晨同学,以河南平顶山市蒲城店遗址陶器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陶器的制作痕迹,分析陶器的制作过程,结合温度、成分、容积等测量数据,判断陶土来源及使用状况,她认为黏土来源比较集中,属于高铁易熔黏土,并且龙山时期到二里头时期一直采用稳定的有窑烧成。另外,大体积的容器增加,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物质资源的逐渐丰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臧雅帆同学,通过淀粉粒、植硅体等分析方法,对河南汝州煤山遗址刻槽陶容器的功能进行研究,认为其用于块根、块茎类的植物研磨,也用于粟黍、水稻、小麦的植物脱壳。赤峰学院的常经宇同学从筒形器的角度对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聚落发展进行初探,并对房址的数量和布局进行研究,推测出查海遗址是由一个迁移性小聚点发展到一个区域中心。

分组报告活动结束后,郑州大学的崔天兴副教授主持了讨论与闭幕式。多位学者就早期陶器的起源机制、测年技术与方法,尤其是考古工作和科学技术结合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也对本次陶器专题会议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今后会议的召开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闭幕式上,北京大学的赵朝洪教授对本次学术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会议涉及的议题内容丰富,既有新发现,又有新思路;与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视野开阔,能够从宽广的视界来开展综合研究,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对了解先民的生业与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应该看到,目前的研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发现了不少新问题,这需要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多个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北京大学夏正楷教授总结时指出,陶器的产生与环境、生计等因素紧密相关,陶器研究是探讨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料;他着重强调,自然科学家在研究陶器年代、工艺和功能等考古学问题时,要学会和考古人一起思考。

陶器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陶器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探讨更是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特别是通过开展操作链式的陶器综合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获得古代人类的经济、技术与社会等方面的信息。此次会议的召开,为广大陶器研究者搭建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相信会对早期陶器等方面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本次会议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研究”(项目编号15BKG005)资助。〕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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